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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:不安分的年轻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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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巴黎的5月充满了抒情色彩,“从今以后,我们有节日可过,有创造奇迹的时间,有自由讲话的权利”。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,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。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,后人难以体会,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

1968年,巴黎学生的抗议引发了法国全国范围的罢工和骚乱

1968年巴黎的5月充满了抒情色彩,“从今以后,我们有节日可过,有创造奇迹的时间,有自由讲话的权利”。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,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。“人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雅典的民主。”这种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,后人难以体会,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。汤姆·海登,上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左派领袖之一,这样乐观地总结上世纪60年代的遗产:越战结束,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,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,还有“大家都会哼哼两句《黄色潜水艇》,也都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”。

起初是文字的力量,读书带来的快感,它带给你解放。1959年,一个22岁的文学女青年,家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,名叫玛丽琳。她刚开始自己租一间房子住,在当地报纸谋了个差事,“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、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”。她看到了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,像被子弹击中,便走出家门买来一瓶酒、一支蜡烛和一叠纸。稍有醉意,借着烛光,潦草地尽可能快速地写着。

她写了什么呢?除了一篇对“垮掉的一代”的观感,我们再也没读到过她任何文章。那些在潦草纸张上书写下的文字,或许没有更长的生命,在蜡烛燃尽时,也就消散成灰。但那颗击中她的子弹还没有停止飞行,还会打中后来的很多人。我们还会读到《在路上》,知道这本书的主角内尔·卡塞迪,1968年2月在墨西哥的一座小火车站边死亡;我们还会看到一部以卡塞迪为主角的电影《我的最后一次自杀》;我们还会读到金斯堡的诗。你30年、40年,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作家、歌手、诗人,光秃秃地和你相遇。

整个上世纪60年代,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,他去了印度、南美、古巴,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,也收到许多年轻人写来的信。他们问他:“如何成为一个诗人?”1968年10月号的《纽约客》杂志,详细记载了他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座谈,学生们和他谈论摇滚乐、鲍勃·迪伦,谈论庞德的诗,也谈论那些怪异的嬉皮士们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。“也许公元3000年的时候,有个学美国历史的学生,能从故纸堆里发现这些诗人存在过。”金斯堡说,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了,我们生活在科幻的年代。所有改变人们意识的老方式——技术进步、革命,全都破产了,黑人民权运动对南方的中产阶级毫无影响,但嬉皮士能做到。那些权力都是幻觉,人民的真实是可以写作。他鼓励学生们拿起笔给政治家写信,还出示了一封他写给某位议员大谈佛教的信件。

金斯堡去古巴参加了作家聚会,他想在和卡斯特罗会见时谈谈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,但他很快被驱逐出境。1965年5月1日,他在布拉格参加劳动节游行,登上玫瑰花车当选“五月之王”;他在布拉格朗诵,发现那里好多年轻人蓄上了胡子,留起了长发,还穿上了牛仔裤。1959年,在《Quick》杂志上有一篇文章,将蓝色牛仔裤描写成西方经济对苏联社会占有优势的标志,“听说苏联工业订下了美国一整座制造蓝色牛仔裤的工厂,以求满足他们年轻人那些不能再充耳不闻,和在莫斯科街角也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渴求‘蓝色约翰娜’的愿望”。奥地利作家耶里内克说,“我在60年代只穿牛仔裤和T恤,不然的话我就会被社会孤立”。牛仔裤在那时候成为年轻人的制服,另一个“自由的标志”是平底凉鞋。布拉格的年轻人开始去俱乐部听很吵闹的摇滚乐,但布拉格的文学期刊《面孔》停刊了。这个城市依然有戒律,什么不可以写,什么不可以说,什么不可以干。金斯堡在飞机上写下诗歌《五月之王》:“我曾在哈瓦那被身穿绿色制服的侦探送上飞机,现在我被穿着捷克斯洛伐克西服的侦探在布拉格送上飞机。”但他又被驱逐了。

1968年,基辛格在接受《LOOK》杂志的采访时说,“个人总是处于与社会的对抗之中。我理解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痛苦,他们没有道德偶像和英雄,没有伟大的目标。他们拒绝服兵役是对社会的破坏,越南战争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”。

马克·库兰斯基在他那本《震撼世界的1968》中说,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一份自己的英雄名单,只是这个名单上没有基辛格熟悉的人,其中不包括政治家、领导人和将军。上世纪60年代最让年轻人喜欢的作家是加缪,1960年,加缪47岁的时候就死掉了,但年轻人喜欢看《西西弗神话》,审视自己处境的荒谬。他们还看《鼠疫》,这本讲述医生挽救城市的小说让青年人信奉行动。另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被广泛引用的知识分子是马尔库塞。墨西哥一位学生运动领袖说:“我看《单向度的人》,只看了5页,看《爱欲与文明》,实在太乏味,现在我开始看他的另一本书,只因为我们反对的那位独裁总统说,目前的骚乱都是受这位哲学家影响的。”青年人的另一位思想偶像是法农,他1961年写的《全世界受苦的人》翻译成25种语言出版,他是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参与者。马丁·路德·金当时就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来打量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思潮,他说:“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,被压迫者起身反抗压迫者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的领袖人物汤姆·海登,1957年上大学一年级,看了《在路上》就异常激动,他还说,是《鼠疫》这本书让他放弃记者的行当而投身社会活动。1968年,中央情报局给林登·约翰逊总统递交一份233页的调查报告,题目叫《不安分的年轻人》,报告涉及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波兰、非洲、亚洲各地的学生运动。报告说,要精确地寻找出这些运动的动机和趋向是失望的,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们是受社会主义势力操纵和赞助的,他们蔑视苏联,也蔑视美国共产党。汤姆·海登本人对这份报告的判断倒也赞同,他说:“我们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,我们的偶像和先知是杜威、怀特·米尔斯和塞林格。”

那些旧日的小说与诗歌还会在今天的新闻中闪现。2007年12月,伊丽莎白·哈德威克去世,享年91岁。她是诗人罗伯特·洛威尔的妻子,两人创办了《纽约书评》,当时是洛威尔以个人名义贷了4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。洛威尔也许是1968年最有名的美国诗人。那是富有诗意的一年,纽约城开通了一条诗歌声讯台,如果你想听诗朗诵,就拨个电话过去。2007年11月,诺曼·梅勒去世,享年84岁。1967年10月,美国反战联盟组织了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战游行,诺曼·梅勒记录那次示威的小说《夜幕下的大军》在1968年出版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。196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,共和党8月25日在芝加哥举办代表大会,诺曼·梅勒作为《Esquire》杂志的记者出现在“异皮士”的抗议现场,他说过,是小说家创造了历史,“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,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,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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